2019，痛别32位院士  
 

2019年逝世的科学家似乎格外多，也格外受人关注。

截至12月中旬，这一年，我们已相继送别32位两院院士——这也是2018年逝世的院士总数。此外，还有数位在所属领域居功至伟的科学家也于今年离世。

在贯穿全年的相关媒体报道后面，总能看到人们自发留下的大量缅怀话语。

有人饱含歉意与敬意，“对不起，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虽然对很多科学家都不太了解，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国家的贡献。”

有人希望媒体多宣传科学家，“不要等人去世了，才被知道姓名”。“多讲讲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研究领域吧，没准就有孩子因此爱上这个行业。”

有人感叹：“这才是国家的真明星、真偶像！”“这应该是点击过亿的人，粉丝无数的人，被铭记的人！”

毫无疑问，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在科技强国道路上，这些谢幕转身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己的姓名，印上了自己的足迹，而人们往往并不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大国明星”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却联手塑造了你我今日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了解这些不够“出名”的著名科学家。人们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做过怎样的事，说过怎样的话？为什么值得怀念？他们的离开又意味着什么？

爱国者

翻开2019年离世科学家的名单，可以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成长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怀揣科教报国的心愿，付出毕生心血建设新中国，爱国者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这代科学家身上有种共性，即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用1月16日逝世的“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核物理学家于敏的诗句，就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在中国，于敏的名字曾绝密了28年。在“隐身”岁月里，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和武器化。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于敏多次否认中国“氢弹之父”的称谓，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于敏喜欢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认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

10月4日，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张嗣瀛逝世。35年前，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上，年届六旬的他对着受阅方队中的我军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热泪盈眶——为解决该武器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问题，他研究了3年。

张嗣瀛曾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现在看到中国发展了，我非常高兴，但是还不行，还要干，还希望中国再强大。”

家国情怀也体现在科学家们做出的人生抉择中。

物理学家、半导体学科创始人之一、红外学科奠基者汤定元，是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之一，曾为“两弹一星”等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1951年，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的汤定元怀着报国热情回到祖国。后来，他多次被人问起选择回国时的所思所想，他说他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这种问题这么感兴趣，在他看来，回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简直不值一提。

1956年，化学工程专家、我国湿法冶金学科奠基人陈家镛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国工作。他针对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急需，开拓了湿法冶金新工艺和新流程，使我国湿法冶金在很多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陈家镛曾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同样出于科学报国的信念，材料学家涂铭旌在1958年登上从上海西行的列车，响应国家号召，举家西迁，前往建设中的西安交通大学，投身金属材料学科建设。

今天，他参与创建的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以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

奉献者

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与栋梁，从来不像其外表那般享有夺目光彩。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奉献者是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今年6月，我国毫米波技术领域杰出专家和教育家孙忠良逝世。在身边人眼中，这位曾担任国防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总装科技委兼职委员、总装某专家组专家的老人，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傅”。他们知道他干的是“大事”，但不清楚他到底做的什么。